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论语》词典
试论孔子
（一）孔子身世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卽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卽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卽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天下的土地全是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当然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它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显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犒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能说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士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情事。卽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俱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卽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干侯，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荡和变革，我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卽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大家族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了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季氏得一半，孟氏和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耳闻目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荡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二）孔子思想体系的渊源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卽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渊源。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巳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吾少也贱。”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郰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郰地的宰（卽长官），所以叫他做郰人纥。郰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抚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它“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它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干侯，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巳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卽叫季孙意如的，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姬旦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传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卽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卽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
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卽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3.15）卽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13.22）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举一个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僎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
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三）孔子论天、命、鬼神和卜筮
孔子是殷商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它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复。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它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的，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是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卽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它古书的数据，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仅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巍巍乎唯天为大。
（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録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子夏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自慰，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自慰、或发泄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于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在社会上，应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不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及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所谓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淫”，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像神真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复，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四）孔子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数据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
荷筱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被灭，孔子早“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凭借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坏季氏的费城，叔孙氏自己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它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些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它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把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利用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五）关于忠恕和仁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 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 33次，少于讲“礼”的至 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己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用具体人物来作证。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卽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人的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人叫他们做“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恸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犨有个爱妾，魏犨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犨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它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有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适才是真正的孔子！
（六）孔子对后代的贡献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瑟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氏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卽子张为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卽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卽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卽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起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卽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着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愍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卽李克]着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复是，不懂得就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面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肉干，（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豭豚”，简直像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第。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导言
（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
《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裹，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的说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论语”这样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傅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的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①。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①吴骞《经说》因《坊记》有“论语”之称，便认它是汉人所记，固属武断；而沈约却说《坊记》是子思所作，也欠缺有力论证。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着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个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为之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像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面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考信録》据此来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最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它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①。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而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②。
①谥法在什么时候才兴起的，古今说法不同。历代学者相信《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说起于周初。自王国维发表了〈遹敦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以后，这一说法才告动摇。王氏的结论说：“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又说：“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这一说法较可信赖。郭沫若先生则说“当在春秋中叶以后”（《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又《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这结论则尚待研究。至于疑心“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谥法之起源〉），甚至说“起于战国中叶以后”（《文学遗产》一一七期〈读了关于《周颂·噫嘻篇》的解释）〉，那未免更使人怀疑了。郭先生的后一种结论，不但在其文中缺乏坚强的论证，而且太与古代的文献材料相矛盾。即从《论语》看（如“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从《左传》看（如文公元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三年死后议谥的记载），这些史料，都不能以“托古作伪”四字轻轻了之。因而我对旧说仍作适当保留。唐人陆淳说：“《史记》、《世本》，厉王以前，诸人有谥者少，其后乃皆有谥。”似亦可属余说之佐证。
②日本学者山下寅次有《论语编纂年代考》（附于其所著《史记编述年代考》内）。谓《论语》编纂年代为纪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400年（子思卒年）之间。虽然其论证与我不同。但结论却基本一致。
（三）“论语”的版本和真伪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 “《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则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也)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用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四）略谈古今“论语”注释书籍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它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用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左右。新、旧《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録》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我曾经说过，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它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其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帜，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一 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着。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
值得参考。
例言
一、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
二、《论语》章节的分合，历代版本和各家注解本互相间稍有出入，著者在斟酌取舍之后，依照旧有体例，在各篇篇名之下，简略地记述各重要注解本的异同。
三、《论语》的本文，古今学者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但本书所择取的只是必须对通行本的文字加以订正的那一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中，其有刊本足为依据的，便直接用那一刊本的文字；不然，仍用通行本的文字印出，只是在应加订正的原文之下用较小字体注出来。
四、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但古人言辞简略，有时不得不加些词句。这些在原文涵义之外的词句，外用方括号作标志。
五、在注释中，著者所注意的是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方式、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考证等等，依出现先后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
六、本书虽然不纠缠于考证，但一切结论都是从细致深入的考证中提炼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为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间有著者个人千虑之一得。结论固很简单，得来却不容易。为便于读者查究，有时注明出处，有时略举参考书籍，有时也稍加论证。
七、字音词义的注释只限于生僻字、破读和易生歧义的地方，而且一般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注音一般用汉语拼音，有时兼用直音法，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直音法力求避免古今音和土语方言的歧异。但以各地方言的纷歧庞杂，恐难完全避免，所以希望读者依照汉语拼音所拼成的音去读。
八、注释以及词典中所用的语法术语以及其所根据的理论，可参考我的另一本着作《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出版）。
九、《论语》中某地在今日何处，有时发生不同说法，著者只选择其较为可信的，其它说法不再征引。今日的地名暂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这本书是依据1975年底由公安部编成的。
十、朱熹的《论语集注》，虽然他自己也说，“至于训诂皆仔细者”（《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一），但是，他究竟是个唯心主义者，也有意地利用《论语》的注释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之不少主观片面的说法；同时，他那时的考据之学、训诂之学的水平远不及后代，所以必须纠正的地方很多。而他这本书给后代的影响特别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积非成是”，深信不疑。因之，在某些关节处，著者对其错误说法，不能不稍加驳正。
十一、《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我们不必去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这实在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不要认为其断章之义就是《论语》的本义。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金人王若虚在其所著《滹南遗老集》卷五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
而属之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
属之上句（著者案：当云另成一读）。意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之莫己
若；圣人至仁，必不贱畜而无所恤也。义理之是非姑置勿论，且道世之
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
可遽从，况未高乎？”
我非常同意这种意见。因之，著者的方针是不炫博，不矜奇，像这样的讲解，一概不加论列。但也不自是，不遗美。有些讲解虽然和“译文”有所不同，却仍然值得考虑，或者可以两存，便也在注释中加以征引。也有时对某些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讲解加以论辨。
十二、本书引用诸家，除仲父及师友称字并称“先生”外，余皆称名。
十三、本书初稿曾经我叔父遇夫（树达）先生逐字审读，直接加以批改，改正了不少错误。其后又承王了一（力）教授审阅，第二次稿又承冯芝生（友兰）教授审阅，两位先生都给提了宝贵意见。最后又承古籍出版社童第德先生提了许多意见。著者因此作了适当的增改。对冯、王、童三位先生，著者在此表示感谢；但很伤心的是遇夫先生已经不及看到本书的出版了。
十四、著者在撰述“译注”之先，曾经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作过研究，
编着有“《论语》词典”一稿。其意在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译注才有把握。“得鱼忘筌”，译注完稿，“词典”便被弃置。最近吕叔湘先生向我建议，可以仿效苏联《普希金词典》的体例，标注每词每义的出现次数，另行出版。我接受了这一建议，把“词典”未定稿加以整理。但以为另行出版，不如附于“译注”之后，以收相辅相成的效用。详于“注释”者，“词典”仅略言之；“注释”未备者，“词典”便补充之，对读者或者有些好处。在这里，自不能不对吕先生的这一可宝贵的提议表示感谢。
十五、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仅日本学者林泰辅博士在《论语年谱》中所著録的便达三千种之多，此外还有他所不曾着録和不及着録的，又还有散见于别的书籍的大量零星考证材料。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征引书籍六百八十种，可说是繁富的了，然而还未免有疏略和可以商量的地方。著者以前人已有的成果为基础，着手虽然比较容易，但仍限于学力和见解，一定还有不妥以至错误之处，诚恳地希望读者指正。
著者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写讫，一九五七年
三月廿六日增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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