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原作者写于23年12.16号后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奈格里的相关问答主题下，奈格里与迈克尔•哈特曾共著《帝国》一书，提出了“诸众”这一概念。
特地将本文搬运过来，虽然显得驴唇不对马嘴，但我想回应的是我自己在勉为其难答复https://forum.bdfzer.com/t/topic/559时的那种抗拒感。不仅仅是针对塑造“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样一种偶-像的排斥-迎回的共同体宗教制度，也非特是指向一定要逼迫学生从已死之人身上感受到什么高洁与教训的“深度的发现”，更是对抛出问答者的视线和凝视的质疑与诘问：你到底想从我们这些中学-大学体制的残渣中获得些什么？是的，我们终究只能在父性大他者的凝视下千方百计地揣度他的欲望，至死方休地追逐“让人（谁？）眼前一亮的回答”。
“马可·安东尼死了(Marc Antoine est mort)”指的是一个；它也表达了说话者的一种态度或者信念；它意味着一种证明；此外，这里还有一个意义：“死亡(mourir)”。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意义；一方面，“死亡”作为一个事件发生在安东尼身上；而另一方面，“死亡”又是个一个命题，因为它指向了这段陈述中有关安东尼的内容。死亡在这里构成了命题中的维度，是那把剑所派生出的无形态效果、事件的意义以及一个无深度(épaisseur)亦无身体的位点；它是被言说的对象，在事物的表面运行。与其把意义强加于构成可知对象心脏的、现象学意义上的思想核心上，不如让它漂浮在词与物的边界上，让它成为对事物的评述(而非事物本身或者归因于该事物的东西)和即将发生的意义(而非一种过程或者状态)。死亡在这里就是一个最标准的例子，它是所有事件之事件，是纯粹的意义：死亡在那些话语那些匿名起伏之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是被人们所言说的事物，总是已经来临或者将发生于不确定的未来；但最终，死亡到达了奇异性的那个极端位点。意义-事件(sens-événement)和死亡一样是中性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永无休止地正在死亡；这不是自我的死亡，而是任何人们的死亡；它也不是真正死去，而是如卡夫卡所言，是那些莫大差错对人们的讥笑。[1]”[2]
作者：PaOpossum erreur
链接：2023年12月16日，安东尼奥·奈格里逝世，享年九十岁。如何评价他的一生及其学术贡献？ - 知乎
在我看来这种问题没有任何提出的必要，作为生者的能述者无法在概述个体事件中完全消除自己僭越的痕迹，尤其是在死亡这个纯粹事件的语境下，作为死者的被述者甚至无法对这种概述进行话语交换。 @dzdxy 的回答开篇就很直白显明地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思想领域有一件十分讽刺的事：只有当某人死去并成为新闻时才会激起人们的一些探讨。至少对我这种边缘人物来说事情就是如此，没有机会在人们活着的时候进行某种交流。”这无疑比下方 @zzx 回答中的讲法“评价别人的一生是极为沉重的伦理责任”更进了一步：这种评价别人一生的话语伦理是被谁或由什么装置赋予的？它是如何同公众观念构成合意的？人们为何要认同这种“沉重”的价值？这正是当下政治自发性困局的一个面相，异质性主体的话语被蛮横地断定缺乏社会性，它们经常不为大众所见，往往被认为同市民的一般性割裂，说的好听点叫“激进运动家”或者“理论家”与所谓“正常人”不共享一种政治美学，说的难听点叫这些人全都是社会风险性要素；这样，在主体具备生机的状态下，它的一切话语、运动乃至实在性反而却都处于一个永恒的归档状态(即“永无休止地正在死亡”)，其分析和理论哪怕不说被取消或者忽视，也至少是处在一个被无限迟滞、“有待透过实践评估”的状态，这是一个被预置的贬值过程；而在主体丧失生机之时，突然就有无限多生者的话语要恢复死者话语的社会价值，声称人们需要再次审视这些话语的“重要性”，给无论是“深沉缅怀”的评述(比如主体给我们留下什么文本维度上的“教训”)还是“大肆批判”的判断(比如主体的理论和成果恰恰证明了什么理论体系的“顽疾”)提供一个舞台——而且，这种“恢复”还必须以“提纲挈领”的概述与总结形式给出，仿佛主体的一生就是为这种话语装置贡献效力，让大众不仅能在这种议题装置和话语场域中为主体生前遭遇的“预置的贬值”同其死后收获的“价值的恢复”比较出来的落差哭泣，还能在这种总结陈词概括出的主体话语的“遗产”中收获“精神力量”和“经验教训”——似乎这样就能对一种伦理进行回应，体现出自己作为社会性主体对他者的责任。死亡(mort)是一个事态，但死亡(mourir)却是一个事件；前者是历史性给出的一种条件，它为事件的发生(不仅是事态的发生，还有其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而那些讣告写作却往往以“事物本身或者归因于该事物的东西”为表象来企图篡夺一个纯粹的历史位置，让这种话语不仅拥有历史所谓“客观”、“自然”的一面，还可以让评论者作为一个“有能力对某人一生进行概括的人”——也就是处在一个有知者的位置来赋予该评述话语极强的规范性效力；这里事态和事件被完全混淆，表面的成为了深度的，而深度的奇异性又伴随概述性语言不可避免的缩略和剪裁形式而消失。进一步地，这还是一种二重的教育学(pédagogie)过程：首先是这些所谓的“经验教训”被从对个体一生所谓理论、分析以及贡献的概述和归纳中生产出来——而且这些经验教训往往确实也只有在个体死亡这个事态下才会被生产出来——它们成为了一种可以肆意横移的经验，一种可以被任何人都随意转述和挪用的教学材料，一个被连同个体死亡定格在固定不变形式下的话语中介，这是具体在该事件中的教育学运作，也是其中第一个教育学的运作形式；然后，这种生产经验，即依靠对个体死亡后的生平总结，看似是在“历史性地”来“恢复个体生前不为人们所知或不被人们客观认识的本真和原型”，实则是自己借由概述以及该话语生产结构先验地赋予自己有知者身份来批发各种规范性判断和教育者地位；于是，这种提问-应答的生产模式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教育学装置，并转化为了公众自我关照的一种技术。在这种生产模式中，提问者以一种呼唤有知者姿态在提问后退场，逃避了自己事实上维持并规制了这种生产结构固定书写体例的责任；尔后应答者进场，同时揽下了这种被提问者让渡的智性的责任和权力，在提问者退场后的空间中投射出自己的意涵。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对问题作出对应内容的回答，我不认为我应该对这种固定的文本生产方式贡献任何相应内容——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甚至还必须要一并反对这个问题以及大部分无论是“缅怀”奈格里还是借奈格里发散“批判”和“反思”的内容，这种成对出现的话语图景根本不是什么运动者理想下自发的话语交换，而是一种僵死的档案书写结构——一种当下社会治理和控制模式下“即时通讯”的话语技术：每个人都如同新闻记者和时事专栏作家一样，即时地在个体死亡的事态下靠总结陈词劫持出一个所有人都默认但其实根本没有人可以实质为之负责的事件，如德勒兹在同奈格里的交谈[3]中所说：
奈格里：在你的关于福柯的著作以及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 I. N. A.)对你的采访中，你建议对三种权力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主权、纪律以及最重要的——对“通讯”的控制。如今，这种控制正在成为一种霸权。最后的这种控制在一方面意味着一种统治机构的最终完全体，它也会影响到各种言论和想象力；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少数或者说所有的奇异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夺回言论并且随之实现更高程度的自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概论(Grundrisse)》描绘的理想王国中，共产主义恰恰是被配置为自由个体间的横向组织，其技术基础保证了这种组织的条件。那么在如今，共产主义依然可以被思考吗？在一个通讯社会中，它或许变得没有像昨日乌托邦那样遥不可及了？
德勒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转入一个“控制”社会，这个社会将不完全由纪律宰制。福柯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规训社会以及其主要技术——禁锢(这一技术也不仅仅局限于医院和监狱，还扩散到学校、工厂和军营)的思想家。然而他实际上是第一个说规训社会正在远离我们的人，他认为我们已经不再身处于一个规训社会。我们在当下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种社会不再通过禁锢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持续控制和即时通讯来让治理生效。确实，我们从未停止谈论那些监狱、学校和医院，毕竟这些机构正处于危机之中。然而，如果说这些机构处于危机之中，这恰恰说明它们正身陷于一种过时(arrière-garde)的斗争。我们的社会正摸索着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施那些制裁、教育和治理。那些开放式医院、家庭个人护理等等事物都已经存在了好一阵时间了。我们可以预见相比职业环境和其他封闭的环境，教育环境将越来越开放；但这两种环境最终都将消失，转为一种可怕的永久塑形机制，它将被用于同时对那些工人-中学生以及大学管理人员进行持续控制。这些人试图让我们相信这是对学校体制的改革，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清算。在一个控制体制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最终实现。你自己之前也研究过在意大利那些工作形式的变化，比如临时工作、家庭工作等等形式，这其中还包括那些产品新的流通和分配形式，这些形式在后来就演变成了事实。显然，每一类社会都可以和对应类别的机器联系起来：那些简单而动态的机器适用于主权社会；那些权能的机器被用于规训社会；而控制论和计算机则被用于控制社会。但机器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我们需要去分析那些整合的装配，机器只是这种装配的一部分。面对开放环境中即将成为现实的那些持续控制形式，那些以往最严厉的禁锢手段似乎都开始显得美好而仁慈。这种对“通讯普遍性”的探索是一个让我们震颤的问题。诚然，在这么一种控制社会真正被构建起来之前，我们还会有着一些犯罪和抵抗形式(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例如盗版和电脑病毒，它们将取代罢工和在十九世纪被称为“损毁(sabotage-即损毁生产机器)”的行为。你的问题是这种控制或者通讯社会是否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抵抗，能够为我们设想成“自由个体间横向组织”的共产主义创造新的机遇。我不知道，也许吧，但它绝不会达到能让少数再次言说的程度。或许这种情况下的言论和交流都是腐朽的，它们完全被金钱利益所渗透：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它们天生就是如此。我们需要一种对言论的变轨。创造是这种通讯之外的事物。当下最重要的或许是去制造非-通讯的空隙和断点来规避控制。
考虑到这里谈的是作为自治运动领导者(还被几度被当成恐怖分子关进监狱)的奈格里，那我只能说，在这种问答结构下层出不穷、永恒反复、以客观历史评价为名的“经验教训”总结无异于把死者再杀死一次。
参考
^见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引述《差异与重复》的段落，第149页；又见 《意义的逻辑》第175-179页。
^《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言与文：阿里阿德涅的自缢(Dits et écrits I, N°64) & 哲学剧场(Dits et écrits II, N°80) - 知乎
^《革命的生成和政治的创造——奈格里同德勒兹的访谈(Le devenir révolutionnaire et les créations politiques)》，革命的生成和政治的创造——奈格里同德勒兹的访谈 - 知乎